在20世纪秦腔艺术发展史上，有三个令人回味的时代：一是辛亥革命后西安易俗社成立后的秦腔改革，二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秦腔新生，三是改革开放后秦腔艺术的繁荣。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作为革命文艺团体而独树一帜，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还是热火朝天的民众运动，发挥了“特殊战场”的特殊效用。毛泽东曾表扬他们说：“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

红土地上的民众剧团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观看秦腔《五典坡》等戏时，当场对边区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看，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搽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毛齐华指着坐在毛泽东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的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毛泽东转身问柯仲平:“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回答:“应该，应该。”毛泽东说：“对，就是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嘛！”柯仲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四处奔走，开始了筹建剧团的工作。7月4日，剧团正式成立并定名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简章》，团长柯仲平为剧团撰写了团歌：“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要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你看老百姓已经活了几千、几万年。我们来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是来吃老百姓的奶，我们是来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在民主的边区，我们自由地走来走去；我们要叫山里花开遍，花开遍，在荒山！”显示了永远为民众服务的决心。

民众剧团创始人柯仲平（左）与马健翎

民众剧团初建，举步维艰，居无定所，食无定粮，更没有服装、道具、灯光、幕布等基本设备。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柯仲平去找毛泽东说明情况，毛泽东当即从稿费中批了300元给民众剧团解决困难。柯仲平花了100元购置了一些必需的演出用品，剩下的经费舍不得花，装在贴身的围兜里，日夜不离身。后来，一有困难，或哪个团员闹情绪，柯仲平就指着围兜说，“你们看，党中央、毛主席在关怀着我们”，以此来激励大家。

1938年是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抗战！抗战！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民众剧团挂牌成立当天，便在延安火神庙戏台举行公演，演出剧目是马健翎创作的《一条路》、张季纯创作的《回关东》。在舞台的两侧贴着群众送来的对联，上联是：“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这年秋，马健翎编了一个话剧叫《国魂》，反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此剧首次在抗日军政大学演出，毛泽东也亲临现场观看。戏演完后观众普遍反映说，故事曲折，情节动人。毛泽东当晚接见马健翎说：“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你能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马健翎很快把话剧《国魂》改成了秦腔。当此剧再次以秦腔形式演出时，毛泽东又一次观看了演出，非常高兴。过了几天，毛泽东写信给柯仲平，信里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让他把秦腔《国魂》改名为《中国魂》。”从此，《中国魂》以秦腔形式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两次“小长征”

民众剧团坚持“从老百姓中来，到老百姓中去”的宗旨，在艰难的环境中，走遍边区的山山水水，把戏送到沟沟洼洼，被誉为人民大众的“艺术野战兵团”，最为动人的是两次“小长征”。

第一次“小长征”是在1939年2月。柯仲平带领民众剧团近30名演职人员，唱着团歌，离开延安，从延安沿路演到延长、延川、清涧、瓦窑堡、子洲、子长、定边、盐池，又经过新安边、保安高桥镇等地，共经过大小30多个县区，行程2500多里，历时4个月。

陕北当时虽为老解放区，但人们以秦腔艺术接受抗日救国理论，这还是首次。演出的剧目有秦腔和少量眉户、秧歌剧，如《小先生》《上海小同胞》《冲上前去》《中国的拳头》《好男儿》《有办法》《小精灵》《一条路》《小放牛》《回关东》《拿台刘》等。当时有报道指出：“民众剧团出发时本有三十人，归来时已扩充至四十一人。自出发至归来，步行二千五百里，团员中虽有十二岁幼童，但无一掉队者。”

民众剧团演出《血泪仇》（1944年）

民众剧团所到之处，深受干部群众欢迎，人们热情地接待剧团的同志们，管他们住，给他们吃最好的，小米、鸡蛋、大肉、蔬菜，只要有，都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到临走还要给他们装上许多煮熟的鸡蛋，生怕把剧团的同志饿着。经常是一个地方还未演完，另一个地方就派人赶着毛驴，拿着政府的介绍信来接洽。如果找不着剧团，向群众打问：“民众剧团朝哪条路走了？”群众就会不假思索地告诉说：“你顺着鸡蛋皮去找吧。”柯仲平兴之所至，撰写了《民众剧团出发》的文章，写道：“我们很快乐，像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鸟，第一次飞出巢去。什么鸟？民众鸟。飞到哪里去？飞到广大民众中去。”“我们的戏，内容是抗战故事，有头有尾；唱的是秦腔，老百姓全熟悉。”民众剧团返回延安时，李富春见到柯仲平，兴奋地说：“白手起家，白手起家，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演出胜利归来。”第二次“小长征”是在1940年二三月。边区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肯定民众剧团“所运用的完全是边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秦腔，因此在农村中有极大的影响”，对民众剧团的演职人员是莫大的鼓舞。文代会刚结束，民众剧团就开始了第二次“小长征”，经由延安、甘泉、富县、马家堡（关中分区所在地）、淳化、合水、华池、庆阳、定边、盐池、志丹等十多个县，约60个区乡村，为当地群众演出，也为驻地部队演出，历时11个月，除了演出已经编演的剧目之外，新创作了《桃花村》《两家亲》《八千马》《十二把镰刀》等剧目。陕北老乡用《信天游》来赞颂剧团：“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乡干部们也纷纷说：“你们演一天戏，胜过我们工作一个月。”

从1938年到1946年的八年间，民众剧团平均八天内有三天在乡间，在全边区的23个县190多个镇、村，演出14750场戏，平均两天演一场，观众达260万人次以上。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上，民众剧团被授予“特等奖旗”。

田汉、马健翎、柯仲平、柳青（左起）

人民群众的艺术家

柯仲平掌管民众剧团四年，于1942年奉调延安平剧院从事领导工作，马健翎从此成为民众剧团新的“掌门人”。1943年秋，毛泽东接见了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高兴地对他们说：“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很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民众剧团是在物质和创作极困难的条件下诞生的。”毛泽东对马健翎说：“你编演的秦腔《好男儿》《一条路》等剧，既是大众性的，也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的作风和气魄，体现了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提出要有“新秦腔”，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马健翎被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光荣称号。马健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开创了“旧瓶装新酒”的“新秦腔”，他的戏剧创作达到这一时期的高峰，接二连三创作出许多轰动边区、广为各个根据地普遍演出的各种剧目，《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三个大型秦腔剧，一时被称为人民解放的三部曲：走向光明的边区（《血泪仇》），保卫胜利果实（《一家人》），迎接全国解放（《穷人恨》）。特别是《血泪仇》《穷人恨》，从1943年和1947年开始，一直演出到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演遍了神州大地的机关、学校、文化团体。有人认为这两本戏和《刘胡兰》《白毛女》一样，动员鼓励全国军民共同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王震将军在多次看了《血泪仇》《穷人恨》之后，于1948年11月13日给马健翎写了这封信。

一次，民众剧团在定边演出时，八路军部队的一位战士当场向连长坦白说，他原先实在吃不了在部队的苦，想开小差回家，看了《血泪仇》这部戏后，深受感动，并保证再也不离开八路军了。还有一次，彭德怀在洛川前线观看了《穷人恨》的演出，当即给剧团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信：“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武器。望继续深切体会群众痛苦，创作出代表群众要求的更多新剧本！祝你们努力！”

（来源：《源流》红故事第四期。作者梁星亮，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