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首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大红楼举办。与会者围绕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了富有新意和值得借鉴的学术观点。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文博界的高度关注，半年时间共收到130余篇学术论文。现精选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以飨读者。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忠于信仰，以身殉主义，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壮烈牺牲，年龄不足38岁，以短暂之生命，铸永恒之辉煌。
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道德崇高的一代完人。本文考察他的道德思想的形成和道德实践的内涵，以及对当时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一、李大钊道德思想的特点
李大钊道德思想的特点是对新道德与旧道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择善而从的取舍、融合与构建。是中国现代思想道德演变发展史上的典型范例。
李大钊对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和道德观念，不像许多同时代人那样一味排斥、甚至全盘否定。他进行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持扬弃的立场，不走极端。
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上，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民的头脑，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在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笼。他们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公然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在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的斗争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并肩作战、抗击逆流。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陆续聘任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1917年1月30日发表《孔子与宪法》，慷慨陈词、斩钉截铁：“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他操作性很强地严正提出：“希望于二读会时，删去此项，以全宪法之效力。”
另一方面，在文化和道德思想层面上，李大钊始终坚持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冷静思考，他2月2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更加于2月4日发表文章，坦陈心迹：“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李大钊3月11日发表《立宪国民之修养》，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孔子儒家学说中的合理部分，申明：“立宪国民之修养维何？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持，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李大钊主张继承的“仁”和“吾儒忠恕之道”，正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
《论语·里仁》说：“子曰：‘参乎 ! 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再，“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卫灵公》说：“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常常会令后世惊叹不已。在以反传统、反儒教、反旧道德为主旨的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轰轰烈烈勃兴之际，李大钊就理性地提出了以“吾儒忠恕之道”与“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取舍融合、构建中国国民道德修养的主张，真是远见卓识。
更加重要的是：李大钊表里如一、身体力行、言必信行必果，以此标准苛严律己、至死不渝，足称典范。
二、李大钊的崇德高标在中共党内的影响
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行德则兴，倍（通‘背’）德则崩。”（《大戴礼记》）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的历史进程，必定与其道德状况密切相关，其中，领袖和领导层人物，起着标杆与标志的作用。因为，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信仰与信任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概括说，信任是信仰的基石，信仰是信任的升华。
回望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说到底，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信任和信仰的结果。人民群众在认定共产党是自己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代表的同时，更加会有冷静的道德观察、谨慎的道德判断、热烈的道德认同、和由此而产生的衷心拥戴与坚定追随。人民群众真诚赞颂“共产党清正廉明、解放军是仁义之师”，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心甘情愿与共产党解放军生死与共、艰危相扶。于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反观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在诸多原因中，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道德沦丧、大搞劫收、官场腐败、“五子登科”、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信任和信仰彻底丧失。于是，失民心者失天下。
李大钊的崇德高标，是中国共产党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政治道德的崇高、社会公德的方正、个人私德的谨严，都在党内影响巨大深远、有口皆碑。
以下谨胪列史证：
中共早期党员张申府写道：“他（指李大钊）应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在共产党中他在北方负责任，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说。”“他实是以一身而负一时北方全部革命事业之重者。”“他是不幸而为事业为主义而以身殉了。”“综守常同志的一生，就他的处人处事说，很可以称他为温文君子。但他却又是正气凛然，全不苟且的。他是一代论士，他的能文，本早有名。但他同时又是最前进的思想家，最前进的革命家。而他就是因为这个死了的。”李大钊在北大红楼有两间办公室，张申府写道：“那两间房子也就成了一时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大本营。……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
中共早期党员张国焘写道：“在北京，惟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究社会主义较早，五四运动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里，“常常挤满了人”“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中共早期党员罗章龙写道：在李大钊领导下，“党内生活纪律严明，战斗行列组织严整，士气旺盛，同志间和谐合作，……养成见利不争，见害不避。北方数以百计的干部，在对敌斗争中与全体党员一道，均能临危不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在经济管理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关于李大钊将自己工资拿出来用作党的活动经费，罗章龙写道：“共产主义小组初建，费用拮据，他自愿每月从工资中拿八十元，作为补助党的费用。后因家用不足，李夫人安排生活感到困难，学校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每月交李夫人一笔费用，其余才由他自行支配。”“守常同志自奉俭约、非常刻苦。他居室简陋，食不兼味，服饰简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革命为家，支持党的事业不遗余力。对同志视如兄弟，见善如不及，有过必规劝。”“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持身严谨，坚守北大，进德戒约，不进烟酒，从不涉足非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平日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很坏，……北方区委要求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律不许沾染此风，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
(作者：宋霖，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来源：北大红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