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考取北京大学的许德珩写道：“当时北大风气很坏，蔡元培掌校后，发起成立‘进德会’，增进道德，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加入的称为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我与大钊同志先后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在1918年6月还当选为进徳会的纠察员。”在北大，“大钊同志热心帮助和接济同学的事迹，常为大家所称道。大钊同志经常把自己的月薪拿来帮助清苦同学。记得刘仁静同学因经济上拮据，一时交不了学费，大钊同志就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缓交。这个证明现在仍然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档案之中。”

北大学生、中共早期党员朱务善写道：“守常同志平素谦虚和蔼，生活又很艰苦俭朴，待人诚恳，遇人有困难，常常自节以济人。遇有同志间或工人中有人求助于他时，守常同志虽在困难之中，但总设法帮助。”“我们因事或开会到守常家去，倒茶倒水都是他自己动手。家里一切设备很简陋平常，但书房并不小，藏的旧书很多，外文书籍也不少。”渊博学养和对主义的忠诚，相辅相成。是以李大钊“坚贞为党而不为个人打算的品质与作风，实可为后人永世典范”。

北京高师学生、192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楚图南写道：“当时李大钊同志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已经有很多文章问世。像他这样一位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苦心孤诣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是我们一些青年人景仰的先辈。”“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是沉默寡言笑的，但一当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却异常精辟而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极为刚毅的印象。”

李大钊与年长他六岁的农村妻子赵纫兰互敬互爱，家庭和睦，在当时就是众口纷传的佳话。据他们年龄较大的子女李葆华、李星华、李光华回忆说：“父亲除了北京大学薪金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女师大、朝阳大学等校授课，也有收入，总共每月有二三百元之多。父亲每月只交三五十元给母亲作为家用，有时冬天买不足取暖的煤，家里冷如冰窖。”

中共早期党员包惠僧1922年到北京会见李大钊，亲眼目睹李家居所的俭朴和生活的寒素，与北大教授丰厚的经济收入完全不相称，感慨地写道：“他住的是一栋矮小的四合院，院子里面并没有花草，屋子里面也没有什么陈设，就是连比较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一件，可以想象到李大钊同志的生活作风是多么朴素。”“从他藏书的丰富，可以理解到他对追求学问是如何的肯下功夫。据说他无论怎样忙，每天回家总要抽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是写作。这是他多年来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间断过。”还写道：“大钊同志一生勤于治学，勇于任事，坚贞自立，热忱待人。他是一个才气纵横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学问渊博诲人不倦的好教授……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卓越活动家。” 包惠僧感慨万千地写道：“当年党内大部分负责同志都说，守常同志是以慈母之心待人。”

以慈母之心待人，以赤子之心报国，以生命之献报党，道德典范，操守楷模，此类史证不胜枚举。

当然，倘若空言道德，就会造就伪君子和“两面人”，贻祸无穷。但是，如果丧失道德，则必定堕落到无底线、无恶不作、率兽食人。

《礼记》说：“太上贵德。”《论语》说：“德不孤，必有邻。”李大钊在党内威望高、受到广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的衷心爱戴与坚定追随，自属必然。

1920年10月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三位成员之一张申府到晚年以后，在对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作回顾和思考时，感慨写道：“1924年初起，中国共产党曾一度与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守常同志在北方所主持的，不但是共产党的党务，也有国民党的工作。他实是以一身而负一时北方全部革命事业之重者。”“据我所知，就是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守常同志也都是很敬重的。我也曾想过，假使守常同志不死的话，以后中国革命的进程上也许会能少些挫折。固然社会历史上的大事变常有无可如何的背景原因，可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又常会有转变局面的力量。守常同志就是可以有这种力量者。”

三、李大钊的道德风范在知交中的影响

此处引征两位相互严重对立的人物：鲁迅、章士钊。

鲁迅敬重李大钊。1933年5月29日夜，他在《〈守常先生全集〉题记》中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鲁迅悲伤愤怒地写道：“事实就像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鲁迅激情澎湃地写道：“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章士钊与李大钊，先为至交，后为政敌。章士钊始终极力推崇李大钊的德。他写道：“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李大钊与章士钊相处多年，他们之间“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

章李两家原本有通家之好。章士钊晚年写道：“吾方寓东城魏家胡同，守常每星期辄二三至。吾之三子，皆拜在守常门下，受政治课；守常之大女儿星华，亦依吾妻吴弱男为义女；守常夫人及他儿女均不断来魏家胡同，饮食谈笑，不啻一家骨肉然也。”后来，两人政治立场对立，就极少来往了。但是，章士钊感到奇怪：“所可怪者，守常与吾见面殊罕，而其与吾家属之关系反日密。”后来，章士钊从妻子吴弱男处、也从朋友处得知，李大钊多次说：“行严（章士钊字行严）沉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责任？”——真是义薄云天。章士钊在得知李大钊的良苦用心后，痛呼：“伤哉守常！我老而无似，诚愧对此宅心长厚之良友已！”

四、李大钊的道德节操在北京大学同仁中的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道德、重气节、重操守。太上立德、“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是至高的境界。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有时候能够超越阶级和信仰的鸿沟。

李大钊为主义舍命奋斗、为信仰英勇献身、立身谨严、大公无私、宅心仁厚、光明磊落，因此，在北大同仁中深孚众望。他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都得到了众多的北京大学与他政见不同、信仰相异的教授们由衷的尊重与钦敬。

以胡适为例，1919年夏天的那场“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并没有损害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一如既往地真诚相待、密切交往、求同存异、互相帮助。正如李大钊在此前不久的3月下旬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人被捕，北京城内一片白色恐怖。在北大教授沈尹默的周密安排下，李大钊的长子、18岁的李葆华受到了妥善保护，先藏在燕京大学沈士远教授家，再转移到马鉴教授家，最后藏到城内新街口八道湾周作人教授家。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把李葆华送到乐亭县农村交给李夫人。为了不耽误李葆华的学业和前程，也确保他的安全，沈尹默和周作人等北大同仁想方设法，送李葆华东渡日本留学。

这场类乎“搜孤救孤”的集体救援，危机四伏、冒险犯难。其间惟有道义，绝无功利之谋。鲁迅在上海得知此事后，向三弟周建人表达了对二弟周作人参与保护守常长子义举的赞许。

1928年1月，李葆华考取日本“国立五高校”之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此时他已囊空如洗，周作人和沈尹默等长辈赠送他的钱已经用完，他又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恰巧此时蔡元培就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今教育部部长），沈尹默被任命为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充分运用政策规定，把李葆华改办成了官费留学，每月领取六七十块大洋，学业和生活都有了保障。据日本档案记载，1931年中国留日学生303人，其中私费生295人，官费生仅7人。沈尹默之子沈令扬是李葆华的同学，也在日本留学，是私费生。其后，李葆华1931年6月在东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7月担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成为职业革命者。

1928年春，在乐亭县老家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让弟弟赵晓峰代笔，给周作人写信请求帮助。此信至今犹存，全文照录如下：“作人先生：去年事后，先生诸多分心，小儿葆华又蒙府上招待，如是之恩，何日能报！敝人居乡将年，心想去京，因经济之限制，只得作罢。故小儿等不得不废学，一时想起，甚为触心。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救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敢恳先生谋一法，以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信末署：“葆华母、赵纫兰拜”。李大钊夫人所托，极为沉重。“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几乎是生活负担的全部。

周作人接信后，立即告诉了沈尹默等北大同仁。在他们共同的持之以恒的帮助下，1931年夏，李星华、李炎华回到北京，到孔德学校复学。1932年夏，李星华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成了一名战士。1934年夏，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光华、李欣华进入北京香山慈幼院。这些无私帮助，改变了李大钊子女的一生。

1933年3月，李大钊灵柩寄放在北京浙寺已将近六年，赵纫兰抱病来京，请求北京大学帮助安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北京大学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马裕藻、马衡、沈兼士、钱玄同、何基鸿、王烈、樊际昌、傅斯年共13人，甘冒巨大政治风险，发起公葬。4月23日，安葬李大钊于当年北京最好的公墓：蒋彬侯经营的万安公墓。北大同仁考虑周全，为李大钊赵纫兰夫妇购买了双穴墓，让他们将来能够生死相依。

举凡发起各界捐款、办理公祭、购买墓地、安葬、资助遗属等等方面，皆由北京大学办理。在《万安公墓户账表》中，“认穴人”栏填写：“李大钊守常宅”；“说明”栏填写：“蒋梦麟君代办”。刘半农撰写的碑文，热情赞扬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愤怒谴责军阀张作霖“摧此英贤”，结语沉痛诚挚、正气浩然：“载临斯穴，挥涕凄怆，惟神魄之得所，迪吾民于恺康。”

安葬李大钊三十五天后，赵纫兰于5月28日凄然逝世。中共河北省委正式追认赵纫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9月，多年坚持搜集整理李大钊遗稿的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毕业生李乐光（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同窗挚友李秀峰之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押送南京监狱坐牢。1940年7月，李星华、李光华离开北平奔赴延安前夕，拜托周作人保存这批遗稿。周作人妥善保存李大钊遗稿9年，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完好无损交还给李星华。这才有了1959年《李大钊选集》的出版。

当我们站在今天，遥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日渐远去的背影，诸多史事撼人心魄！

笔者认为，上述种种感人至深的史事，李大钊崇高道德的感召力，不是唯一的原因。

还应当有：由这个群体共同构建、共同履行的博大包容、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平等讨论、即便政见不同也会真诚相待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惟如此，那个时代才会产生出那么多的思想大家、学问大师和文化伟人。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走过了风云激荡的一百年。其间，李大钊一家几代人前赴后继、奋斗奉献的历史轨迹，具有深入进行科学研究的价值。

在彭明老师和王淇老师的支持鼓励下，笔者从1996年7月起开始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发表作品。2001年，“李大钊家族史研究”被确立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2005年，笔者出版《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最终研究成果《李大钊家族史》正在撰著中。

(作者：宋霖，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来源：北大红楼)